文章暗示，“萤火”
可能是害怕被“标准”
约束，担心其基于大数据的、可能涉及隐私和算法不透明的商业模式受到挑战；或者，是出于一种“技术傲慢”
，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普世的伦理规范之上；更有甚者，将“萤火”
的立场与中国“试图打破现有国际治理体系、建立自身规则”
的****联系起来，扣上了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。
紧接着，之前对“框架”
草案态度暧昧的几家国际教育标准化组织，态度突然变得积极起来，公开表示将加快相关“全球教育科技伦理指南”
的起草工作，并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”
而那位基金会专家和伦理委员会内的几位“盟友”
，则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内部会议和私下交流中，批评韩薇的文章“过于狭隘”
、“逃避行业领导责任”
，并试图绕过韩薇，直接与“萤火”
董事会中部分更看重国际声誉和“****”
的独立董事接触，推销他们的“框架”
理念，并暗示如果“萤火”
不积极参与甚至主导这一进程，可能会“损害其国际形象”
，被贴上“不合作”
、“不透明”
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韩薇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多线作战的困境：既要应对来自外部的舆论围攻和政治标签，又要提防内部被“自己人”
架空和绑架。
更让她心力交瘁的是，这场斗争发生在“伦理”
这个道德高地上，对方的每一招都包裹着“为了孩子”
、“为了行业健康发展”
、“为了全球责任”
的糖衣，让她反驳起来格外艰难，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“不顾伦理”
、“只顾商业利益”
在一次与刘丹的深夜密谈中，韩薇罕见地流露出了疲惫和一丝迷茫：“刘丹，有时候我真的怀疑，我们坚持的‘实践伦理’、‘开放赋能’，是不是真的过于理想化了？他们打着‘标准’、‘认证’的旗号，看似占据了道德制高点，实际却在用僵化的条条框框扼杀创新，维护旧秩序。
可我们发出的声音，在对方的媒体机器和话语体系面前，显得那么微弱。
而且，我们内部的杂音也越来越大，有些人开始觉得，参与他们的‘框架’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能赢得国际认可，避免被打压……”
刘丹给韩薇倒了杯热茶，声音平静而有力：“韩薇，还记得我们创立‘萤火’的初心吗？我们不是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，而是要成为一块‘压舱石’，一艘‘破冰船’。
规则很重要，但比规则更重要的，是制定规则的过程是否公正，规则本身是否有利于真正的进步。
他们想用‘伦理’作为新的壁垒，将技术和教育变革的权力重新收拢到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。
如果我们妥协了，加入了那个游戏，或许能获得一时的安宁，甚至一些虚名，但‘萤火’就死了，死在它自己最初想要改变的东西手里。”